诺布旺丹:《十六法》与十六世纪初期的藏族社会

2016-11-11 09:26:27 民族法学视野   诺布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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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法》产生于公元十六世纪初的西藏噶玛政权时代。它是借鉴了在它以前的吐蕃法律和帕姆竹巴时期的《十五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为后来《十三法》等法律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因此,《十六法》在整个藏族封建农奴制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

(一)《十六法》与噶玛巴政权

任何一种法律的产生都有它产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一般来说,法律是统治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政权而制定的,在动荡和无政府时代绝无法律可言。十六世纪初叶的西藏各宗派势力,由于战争的长期拖累,一个个已陷人濒临灭亡的绝境,而主要矛盾转向噶玛巴和黄教之间。然而,此时黄教还是象一只刚脱壳的幼鸟,不能完全自主,在这种情况下,藏巴汗噶玛丹迥旺布与噶玛巴势力相勾结,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黄教,统治了整个卫藏地区,建立了噶玛政权。

噶玛巴统治卫藏全境以后,便很快转入巩固政权的阶段,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此时,噶玛巴的实权已掌握在藏巴汗噶玛丹迥旺布手中,这位博才大略的政治家,凭着自己的才干开始了政治方面新的尝试。首先,他效仿了过去帕姆竹巴政权的一些管理措施,除了日喀则为首的十四个大宗及若干小宗外,其余宗城古堡均被拆除,以便管理。其次,他面对诸多的教派,所推行的不是“唯我独尊”的专制政策,而是采取了平等对待,一律扶植的宽容政策,并给他们在经济上以相应的帮助和补贴。同时,他作为噶玛巴世袭家族的成员,处于从政需要,不但没有受戒人噶玛教,反而吸收各宗派有名望的人来参与他的政治。另外,他吸取了过去仁蚌巴因给属民摊派税务过重而激起属民不满的教训,“每年轮流减免一百户属民的差税”。丹迥旺布看到,帕姆竹巴时代,法律的颁布使他所统治的社会逐渐趋于稳定,也使其政权在藏区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制定一套法律是势在必行的了,就令手下大臣草拟一套法律,这就是后来的《十六法》。《十六法》是由一位当时被派到北部的地方官草拟的,他主要参考了帕姆竹巴时期的《十五法》,同时搜集和翻阅了大量过去的地方法律文件,如:日喀则的《法典晶印》、前藏柳一乌德央地方的《法律通论如意妙善》及蔡巴时期的法律,并走访了很多谙熟法律的专家,所到之处又细心观察了当地的地方习惯法,最后写成了《十六法》。《十六法》的具体内容是:(一)英雄猛虎律。(二)儒夫狐狸律,(三)地方官吏律。(四)听诉是非律。(五)逮解法庭律。(六)重罪肉刑律。(七)警告罚援狡诙洗心律。(八)使者新给律。(九)杀人命价律。(十)伤人抵罪律。(十一)狡诳洗心律(十二)盗窃追赔律。(十三)亲属离异律。(十四)奸污罚镶律。(十五)半夜前后律。(十六)异族边区律。

(二)《十六法》所反映的几个社会问题

法律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所反映的则是特定社会的阶级内容,而社会又是连续性的,因此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具有特定性和连续性两重特点。同样,《十六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十六世纪初期噶玛政权时代的产物,而且同它以前的吐蕃时期和萨迎、帕竹等地方政权时代,乃至后来的格鲁派政权时代的社会和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十六法》除了《异族边区律》外,其余在内容上同它以前的帕竹时期的《十五法》没有很大差别,而后来五世达赖时期的《十三法》又基本上照搬了《十六法》的内容。然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于社会的更迭和新政权的建立,历代统治阶级对这些内容的解释和侧重点则不尽相同。其中神权、君权、夫权是西藏封建农奴制“法”的核心,是有形无形地始终贯穿在《十六法》中的主题思想,它主要表现在:

(1)神权、君权、夫权思想的普遍性。

噶玛巴时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上升时期。由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关系使大部分属民的生产生活依附于土地及土地的主人,从而使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力水平愈低下,属民同土地和土地主人的依附关系愈为紧密,最终迫使属民的一言一行都顺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统治阶级的一言一行因此便有了普遍的法律效力。《十六法》序中说:“首先莫为三宝受耻辱,且听从王之所令,许王之所欲,行王之所为”。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西藏的封建统治阶层都是依靠宗教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一切官吏都是宗教的信奉者和支持者,尽管他们所信奉的教派不同。噶玛丹迥旺布作为噶玛教派的信仰者,并没有从宗派感情出发,而是把各种宗派都放在佛教的整体利益—神权中加以考虑,对当时每一个宗派都给了充分的自由,第三条《地方官吏律》中规定:“凡由王所派的地方官吏,均应以佛法为重,不必改信教派、不堆更换自己教派衣冠”,以便使各种教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神权和君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渗透了卫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十六法》中的每一条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2)神、君、夫三权思想的神圣性。

“善”是佛教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佛教徒认为,它是真理的来源与起因,而真理又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藏族人把君主的所做所为都看作是真理和善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思想导致了王权与佛教的神圣化,’下层属民只能对他们服服贴贴,敬而远之,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一旦触犯了它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自己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第七条《重罪肉刑律》中规定:做了五无间之事或站污活佛,僧侣及王的器皿,扰乱秩序,施行暴力行为者及平民起义均予以重刑,凡怒视、馒骂、偷窃者分另「处以荆目、月卜腿、断手、投崖,屠杀等极刑。第五条《逮解法庭律》中还规定:在王宫周围闹事、打架斗殴、对头人上司施暴力者视情处以捆绑或肉刑。一般来说,在刻建农奴时代,妇女的地位是卑贻的,妇女即是丈夫的所有财产。因此才于统治阶级,同其妻女通好,则意味着对他们地位的严重站污和对他们权力的侵犯。对一般男人来说,同其妻女的通好则意味着是对他们财产的一种粗暴侵犯行为。《好污罚爱律》中规定:与普通人的妻女私通科以罚金,而与活佛、官吏的妻女私通则受到断肢等荆罚。可见,妇女的地位也是随着君权与夫权的利益而变化着的,实质上,妇女完全成为君权和夫权的牺牲品。

(3)神权、君权、夫权思想的绝对性。

君臣,贫富,尊卑,男女差别都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绝对化的东西。列宁曾经说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立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1】等级制度是西藏封建农奴制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十六法》中把人分为上上等,上中等、上下等、中上等、中中等、中下等、上下等、下中等和下下等共九个等级。由于等级为差别,处于不同价层人们的生存价值也各异,第九条《杀人命价律》中规定:除了王以外,被害者的命可用罚金来抵偿,而王的命价不能用金钱计算,因为他是超越等级的,是法律的化身。英雄则属上上等,宗本及寺院首领、拥有三百名以上农奴的官吏则属上中等,寺庙官吏、王室的饲马员、老龄僧侣、小贵族均属上中等、小寺僧倡等属中中等,普通俗人属中下等,流哀汉,王宫仆人和屠夫则属下上等,普通五金匠、无执照的屠夫和乞丐均属下中等,猎人、铁匠等则属下下等。他们的命价也根据等级情况分别划为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五十、八十、七十(或六十、五十不等)、四十、三十、二十、十两(有时十五两)银子。而妇女的命价平均低一倍。这种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根据等级来划分命价的形而上学思想,反映了神权、君权和夫权在当时社会中的绝对地位。

(4)神权、君权、夫权思想的特殊性。

法津是建立在社会公约为基咄上的,这是一切法律的基本特点。在封建农奴制时代,由于落后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为法律条约不能彻底满足他们的统治需要,因此,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性为特殊政策,并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十六法》中的《使者薪给律》就是统治者向属民摊派、索取差悦和罚金的特殊政策。它规定:凡官方来人催还债务、罚务、摊派差税,传旨都需要由老百姓供应食物和支付一定的脚力。在拉萨地区,政府、贵族、寺院都往往不分公私,在布达拉宫领到批文后,就可以仗势凭权随意进人老百姓家中,所到之处,任意榨取脚力。噶马巴看到繁重的差税曾经引起属民的普遍不满,故引以为戒,重新规定:凡公派前往催还债务,均以付还佼大数目的罚金为目的。一般由一位官吏领队,并有一定数目的奴仆、犬及马匹随行,浩浩荡荡前去讨债,所到之处要供给相应的肉食。凡属官方派出的讨债人员,偿还债务的户头,每隔两天要向池们中的主要人物供给羊小腿两条、羊大腿一条、茶五碗、酒及马匹饲料等物品。同时还有一种叫“丹顿”的讨债方法。“丹顿”意为“敷座宴会”,这是为传达政府救令的官员所设的特殊宴会,是一种变相的剥削。欠债人家要给旨文所花为笔墨和劳务,所派官员亲临人席,脚力,旅途都要付一定的罚金,一般上述每一项都要分别支付总债务量的四分之一。

法律永远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当法律的某种内容同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则可任意跳出这个范围,不受其限制,《狡诳洗心律》责令,狡赖欺诉的诉讼双方,以在神前发誓,抓油等方式来辨别是非,但活佛、僧侣却不受这一法规的约束,他们作为宗教职业者,其崇拜对象是佛与神抵,他们时刻都是以佛法和神力来约束自己的。而免除狡议洗心律之约束就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自由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所做所为都得到法律的允许和保护。

《十六法》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部典型的成文法,其中所反映的神权、君权、夫权是整个西藏封建农奴制时代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长期套在藏族人思想上的三大精神枷锁。在过去,历代统治阶级都从法律上给以竭力的保护,使它渗透到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它的泛滥遂渐导致了藏族人的保守、排他、自卑,等级观念以及惰性和奴性思想等弊病,从而使藏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注:

【1】《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本文参考了《西藏历代法规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中所编的《十六法》,文中未标明出处者,均从该书引述。

(本文原载于《民族研究》,1991年第06期)

编辑: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