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文成先生访谈录

2017-06-23 16:14:16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蒲文成口述 格桑翁姆 罗静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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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成,1942年生,青海省乐都县人,1960年参加工作。1967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藏语文专业,后在青海省果洛州从事教学等工作。1982年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古藏文硕士研究生毕业,长期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曾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到青海省政协工作,曾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等。2009年退休,现为青海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先生长期从事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等研究,先后出版书籍(含合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中15项成果获省部级奖。主要作品有:《甘青藏传佛教寺院》[1]、《青海佛教史》[2]、《觉囊派通论》[3]、《藏密溯源》[4]、《汉藏民族关系史》[5]等专著,还有《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6]、《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7]、《试论十八世纪中叶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8]、《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9]等论文,另有《七世达赖喇嘛传》(《རྒྱལ་དབང་སྐུ་ཕྲེང་བདུན་པ་བློ་བཟང་བསྐལ་བཟང་རྒྱ་མཚོའི་རྣམ་ཐར།》)[10]、《佑宁寺志》(《ཆོས་སྡེ་ཆེན་པོ་དགོན་ལུང་བྱམས་པ་གླིང་གི་དཀར་ཆག》)[11]、《松巴佛教史》(《སུམ་པ་ཆོས་འབྱུང་།》)[12]、《布顿佛教史》(《བུ་སྟོན་ཆོས་འབྱུང་།》)[13]、《白史》(《དེབ་ཐེར་དཀར་པོ།》)[14]等翻译著作。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蒲先生,您是一位学有所成的藏学家,师从著名的才旦夏茸大师,首先能谈谈您是因为怎样的契机学习藏文,并成为大师的学生?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我在1979年考入西北民族学院攻读古藏文硕士学位时成为才旦夏茸先生的学生,关于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导师才旦夏茸先生》的文章,2015年发表在《中国藏学》上。我个人是很偶然走上学习藏语文专业道路的。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村家庭,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中学时期本来喜欢数理化,1960年我临近高中毕业,时值国家最困难时期,组织照顾我,给我提前安排了工作,在乐都一中教书,因工作需要为初中学生教授俄语。3年后,国民经济趋于好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也稍有改善。我羡慕周围同事的文化水平,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于是在1963年参加高考,只是3年多荒废了数理化知识,不得已改考文科。意想不到的是,那年全省只招一个藏语文专业的文科班,就这样,上苍让我走上了学习藏语文的路。一开始,由于对藏族及其语言、文化毫无了解,专业思想不巩固。自己虽然生长在青海本土,但故乡乐都与祖国内地在文化上并无大的区别,对于藏族却非常陌生。我在学校老师们的耐心教育开导下,慢慢喜欢上这个专业,而且对于那些在藏族文化史上有影响的学者极为崇拜。期间,我又在青海海南州参加了全省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藏族社会和群众。毕业后分配到果洛州班玛县。我的工作单位是学校,通过三年多的接触,我对藏族和藏族社会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了解,思想感情不断变化,我深深感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藏族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也逐渐喜欢上这个民族,喜欢他们的正直、善良、勇敢和热情,直到现在我对藏族仍然有很深的感情,总觉得和藏族接触心里踏实。果洛的11年,是我走上藏学研究生涯的重要起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和夫人因进一步深造,都先后离开了果洛草原,我成为西北民院才旦夏茸、王沂暖[15]等先生的学生,当时一共4个研究生,他们3位都是藏族,只有我是汉族。我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弥补藏文基础的不足,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8Sc中国藏族网通

那时上课的才旦夏茸、却太尔[16]、健白平措等老师有着很好的藏文功底和藏族传统文化知识,对藏族历史和宗教很熟悉。但相对于现代教育模式,如何带学生搞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讲课用藏语,因藏文是我的短板,我尽量在这个上面下工夫,看了不少文献。同时,注意研究方法和思路,主要是学习前人,特别是其他民族从事藏学研究的经验,有较多收获。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在1982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您从事了什么工作?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我原本想留在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但当时青海成立社会科学院不久,急需研究人员,同时也为了照顾家庭,我决定回到西宁,来到青海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1996年任副院长。青海社会科学院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在这里,我搞调查、做课题,夜以继日,不敢懈怠,一干就是20年。其间也有机会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内地去,但我想到青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直热爱这块土地,它给了我很多荣誉,人要知道感恩,于是安心地留下来从事我所热爱的研究事业。2003年,我即将退休之际,组织关心我调我到青海省政协,并担任副主席,从荣誉、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衷心地感谢党和国家。2004年起任青海省政府参事,共两届,现在是青海省文史研究馆的名誉馆长。政协和政府参事室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旨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我能在这里工作,是党和政府对我以往研究工作的肯定。因此,我也重视这些工作平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思考,曾就青海省有关教育、民生、生态保护、民族宗教问题等提出过一系列建议。前不久,还就支持“西宁古城风韵图”的绘制提出建议,被青海省政府高度重视,落实了支持经费,该长卷绘图已由青海省博物馆收藏。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您撰写和出版了很多有关寺院调查的专著和论文,如《青海佛教史》《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等等,请问您认为我们在进行寺院调查时,着重点应该放在哪方面?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这要看调查的目的和自己的兴趣,要知道你想搞清楚什么主题,如果要撰写论文,就围绕你的论点,通过调研找出论据,这应该是你调查的重点。当然一开始调研,你会很难分清主次,作为积累基本资料,我想应该充分利用难得的调查机会,尽可能地全面搜集,它会有利于今后其他相关研究的进行。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再思考写作的题目,分清主次,注意资料的取舍。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蒲先生我们都知道您的藏族名字叫做白玛曲扎(པདྨ་ཆོས་གྲགས),您能否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的由来?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我在果洛等牧区工作的时候,经常下乡,和藏族同胞在一起,大家都叫我“老蒲”,感觉像“萝卜”的发音,所以为了便于跟老乡接触交谈,便取了个藏文名字:“华周”(དཔལ་འབྲུག)。后来,四川德格的著名活佛白玛格桑(པདྨ་སྐལ་བཟང)来青海几次,我因业务关系,与他接触过多次,他给我取名白玛曲扎。我懂得这名字是活佛对我的寄语,在藏语中“白玛”指的是莲花生大师代表的宁玛派,“曲扎”意为传播教法,他鼓励和希望我把宁玛派的教法传播出去,为弘扬藏传佛教做一些贡献。我理解活佛的用意,活佛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我觉得是一种缘分,所以就一直用白玛曲扎这个名字。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您在1990年出版了《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在2001年又出版了《青海佛教史》,这两本书都是认识和了解甘青藏传佛教史不可或缺的著作。您当时是怎样撰写这两本书的?对藏传佛教您是怎么理解的呢?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青海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方。藏传佛教信仰人数众多,广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部分的汉族都信仰藏传佛教。1982年改革开放不久,寺院的基本情况不很清楚,我就牵头组织人力,对甘青两省作了较为细致的调查。记得当时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课题,最后出了4本书。我自己主持出了《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和《觉囊派通论》。书中的那些寺院我基本都跑到了,但个别的寺院没有去,比如玉树就是别人帮助调查的,还有果洛的几个寺院是我一个同学帮忙调查的。青海的寺院数量多、类型多、影响大、活佛多。截至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寺庙数据,我们当时统计的是700多,官方的数据是666个。一是类型多,汉文关于寺院的词汇很少,藏文中的分类则很细致、清晰,不同的规模有不同的专有名称。寺院有正规的寺院和其他场所的区别,正规的寺院有正规的学经讲经制度,一般都是大寺院,大概有100多座。再就是影响大,每个寺院形成一个社区,原来是部落制度,寺院对于部落和相邻地区影响巨大,有的曾形成区域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寺院还是一个教育机构,原来藏区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寺院产生的,传承文化主要是通过寺院的学经制度传承下来的,从这点上讲寺院是功不可没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要靠传承,文化是传承和积淀的结果,就像名牌大学,是学术、文化、学风等积淀和传承的产物。藏族文化是通过寺院传承下来的,寺院相当于一个高等学府。另外寺院还是一个艺术宝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藏区,最好的建筑、艺术珍品都在寺院里,广大信众的才华集中表现在寺院里。我曾经到尖扎县德千寺作调研,寺僧告诉我,他们曾经有一尊乌金佛像,其价值相当于全县几年的财政收入,特别珍贵。传说世界有三大宝珠,其中一颗原来就镶嵌在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的额头上。青海的寺院也有很多珍贵文物,像唐卡、壁画、雕刻品等等。可惜后来遭到了破坏。当然,还有活佛多的特点,青海究竟有多少活佛一直算不清,可能也有重复统计的原因。比如一个大活佛有自己的本寺,但也到其他寺院担任法台或者在修建其他寺院的重要建筑上起过作用,那就有他的佛位和府邸。比如赛赤活佛,他的本寺是尖扎县德千寺,因此他被选为黄南州的政协副主席,但在塔尔寺也有他的府邸,因此又称他为塔尔寺的赛赤活佛。这样活佛就会重复计算,造成数字不清。我曾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提议在全国范围内作一次活佛系统调查,这样有助于政府和统战部门的工作。当然这也和活佛众多也有关系,如果不多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很多大寺院活佛众多,比如塔尔寺解放初期有70多位活佛,现在还有10多位活佛;德千寺、隆务寺等都以活佛众多出名,多至四五十名。当然非常有影响的毕竟是少数。过去,我们对这些有影响的活佛研究不够,如果把活佛的关系搞清楚了,寺院间的宗教联系也就清楚了。寺院之间宗教关系密切,主要原因在于有影响力的活佛的宗教活动。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时候如果考虑到这些,就会制订出切合实际、可行的规定。很多寺院间都存在历史上的联系,用现在的行政区划强行隔断这些联系似乎有失偏颇,过于简单化。比如夏琼寺和却藏寺都在不同的县份,夏琼寺在化隆县,却藏寺在互助县。跨省区的情况也很多,像四川的一些寺院和青海果洛的寺院由于地缘相近联系很多,如果笼统地说,跨省区的寺院不能有联系,群众就有意见。因为这些寺院本身就在历史上有联系,这些联系是各方面长期形成的。还有关于跨县、跨乡的宗教活动,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以满足信教群众的精神需求和愿望。8Sc中国藏族网通

在民族地区宗教影响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我们现在对这个长期性的认识还不很到位。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上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等多种原因,老百姓一直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与外界的接触很少,艰苦的自然环境使人们有这种信仰是很自然的。我在果洛的时候放过羊,亲身感受过荒原上的寂寞,一个人在罕有人烟的荒原上放牧,内心是孤独的,如果有了信仰,这种孤独感就会减少,只要有佛在心中,就会感到踏实。宗教的深远影响与社会的发展程度也有很大关系,比如青海,地域辽阔,各处自然环境不一样,东部河湟地带,自然环境相对较好,适合农业生产,社会发展进程较快,宗教影响相对淡一点。过了日月山,就是广大牧区,特别是果洛、玉树、黄南等地,宗教影响就要浓一些。信仰方式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宗教如何适应社会,适当改进信仰方式,很值得研究。宗教需要一部分人出家,但人数不宜过多,人数多了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这方面我比较认同宁玛派的做法,宁玛派的在家居士不脱离生产,这种信仰方式似乎更适应现代社会。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的信仰方式会慢慢改变,当然这需要时间,也要靠宗教内部的觉醒。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佑宁寺[18] (དགོན་ལུང་བྱམས་པ་གླིང)是青海湟水以北的著名寺院之一,在整个青海的藏传佛教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翻译了《佑宁寺志》,这给后来的许多人研究佑宁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翻译《佑宁寺志》的情况,以及佑宁寺的特点和影响吗?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佑宁寺志》有几种版本,比较出名的是土观·却吉尼玛(ཐུའུ་བཀྭན་ཆོས་ཀྱི་ཉི་མ)所写的版本。我翻译的是《土观·佑宁寺志》的续志。佑宁寺中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其中五大活佛分别是章嘉(ལྕང་སྐྱ)、土观(ཐུའུ་བཀྭན)、却藏(ཆུ་བཟང)、松布(སུམ་པ)和王佛(ཝང་ཆོས),他们是佑宁寺地位最高的五位活佛,有呼图克图封号。上世纪80年代,我在佑宁寺调研的时候,发现了由王佛呼图克图所写的手抄本《佑宁寺志》,该志除概括了土观志的基本内容外,续写了佑宁寺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民国21年(1932)160年的历史。我觉得这本续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就对它写专文评介,进行翻译,并作了详细注释。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一,佑宁寺是以土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但也有藏族和汉族僧人。土观活佛就是藏族,历史上的章嘉活佛[19]也是藏族,当地是土族聚集的地方,他们信奉藏传佛教,是佑宁寺的主要僧源。第二,僧人们的生活用语以土语为主,诵经、仪式用语是藏语,他们又通汉语,在许多公共交往场合多用汉语交流。所以在这个多民族的寺院里,僧人使用多种语言,民族间交往密切,多种文化交融,这应该是佑宁寺的一个特点。历史上,佑宁寺是湟水以北地区的四大寺院之一。佑宁寺、广惠寺(བཙན་པོ་དགོན་དགའ་ལྡན་དམ་ཆོས་གླིང)[20]都是青海地区有很大影响的寺院。广惠寺的地位甚至有时曾超过塔尔寺(སྐུ་འབུམ་བྱམས་པ་གླིང)[21]。旧时的呼图克图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驻京的呼图克图,又称为内呼图克图;另一种是不驻京的,称外呼图克图。佑宁寺因为活佛众多,并且章嘉、土观都是驻京的大活佛,影响很大,特别是章嘉,是内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而且一直是清廷民族宗教问题的高参。佑宁寺的活佛创建过很多寺院,多达40多座,这些寺院大部分在湟水以北的华锐藏区,比如却藏活佛建立的却藏寺[22]是清代有名的皇家寺院。由于这个地区的很多寺院都是从佑宁寺发展来的,所以佑宁寺素有“湟北诸寺之母”的说法。8Sc中国藏族网通

佑宁寺不仅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也很受研究者看重。据我所知,国内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许多学者对佑宁寺和章嘉等活佛进行过研究,国外也有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对佑宁寺进行研究,甚至作为攻读博士的论文。由此可见,佑宁寺在国内外都有影响。8Sc中国藏族网通

佑宁寺现任的寺管会主任是土观活佛。土观活佛在佑宁寺地位仅次于章嘉活佛,实际上章嘉活佛驻京后由土观活佛主持寺院的各项事务。该系统的第三世却吉尼玛[23]是著名的学者,他的《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即《土观宗派源流》)很有影响,有几种汉文译本。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塔尔寺在整个藏区很有名,请问它与清代拥有很高地位的佑宁寺又有怎样的关系呢?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佑宁寺和塔尔寺都是青海著名的格鲁派寺院,佑宁寺有的活佛在塔尔寺有佛位。比如却藏活佛是佑宁寺的活佛,也是却藏寺(ཆུ་བཟང་དགོན་དགའ་ལྡན་མི་འགྱུར་གླིང)的寺主和塔尔寺的活佛。塔尔寺的曼巴扎仓是由却藏活佛主持修建的。夏琼寺(བྱ་ཁྱུང་དགོན)[24]后来也由却藏活佛担任寺主。关于两寺的关系,我根据资料和实地调查,曾写过一篇《却藏寺与夏琼寺的关系》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藏学》上。却藏寺的创始人来自于西藏的曲水县,明代受四世达赖喇嘛的指派来青海传播藏传佛教,主要活动于蒙古族地区。他后来定居青海互助,修建却藏寺。根据藏传佛教的追认习俗和一些记载,却藏活佛和宗喀巴大师的老师曲杰顿珠仁青是同一活佛转世系统。曲杰顿珠仁青(ཆོས་རྗེ་དོན་འགྲུབ་རིན་ཆེན)是夏琼寺的创建者,夏琼寺因宗喀巴大师的关系和其他原因,成了却藏寺的属寺。却藏活佛管理的寺院众多,如:却藏寺、夏琼寺,贵德的白马寺(མར་གཙང་གཙུག་ལག་ཁང),还有新疆的几个寺院。现在的却藏活佛年纪还小,在甘肃拉卜楞寺(བླ་བྲང་བཀྲ་ཤིས་འཁྱིལ)学经。按照却藏南杰班觉创建却藏寺为第一代活佛计算,现在的却藏活佛是第七世,但按追认算法则是第十五世活佛。追认算法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内部普遍承认。塔尔寺存有却藏转世系统的唐卡,我的老师才旦夏茸(ཚེ་བརྟན་ཞབས་དྲུང)[25]先生的《夏琼寺志》(《བྱ་ཁྱུང་གདན་རབས་བཞུགས་སོ》)和智观巴的《安多政教史》《མདོ་སྨད་ཆོས་འབྱུང》)[26]等中都有相关记载。总之,却藏活佛在夏琼寺当过法台,对夏琼寺的修建贡献很大。这两个寺的宗教联系很密切。却藏寺的僧人主要是以藏族为主。写过《佑宁寺志》的王佛,据说后来没有找转世灵童。对于追认活佛转世系统,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这与有意提高活佛地位有关,他们把活佛系统的由来拉得很长,比如广惠寺的先灵佛,他们一直追认到古印度。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您还翻译了许多藏文史籍,如《布顿佛教史》《七世达赖喇嘛传》等,这些作品为不精通藏文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参考和帮助。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翻译心得吗?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先后翻译出版了5本藏文史籍,另外作为学习研究资料,大概翻译了约200万字的藏文资料。我翻译藏文文献始于上世纪80年代,记得最早翻译的是《七世达赖喇嘛传》。尽管我从事了较长的翻译工作,但对藏文的理解和汉文表达还有不少问题。现在不少人反映读翻译的藏文作品,味同嚼蜡,感觉别扭,这对我们这些搞翻译的人是一种批评。翻译是一次再创作,如何把“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实践好,大有文章可作。近年来,我给青海民族大学的几位博士生上翻译课,我们一块探讨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比如《格萨尔王传》藏文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翻译成汉文就没人愿意读了,重复比较多,大家感到读起来乏味。而像《西藏生死书》[27]的翻译,很少有翻译的痕迹,感觉不到它是从藏文翻译的,像是译者理解后自己写出来的一样。我觉得这是应该提倡的翻译方法。汉译藏文文献,一定要重视对原文的理解,谨防理解原文走样,但又不能翻译成藏文式的汉文。你们也学藏文,也可以搞点翻译,大家可以探讨翻译技巧。青海民族大学有位叫仁增的老师,他在探讨翻译技巧上下了很大工夫,我看过他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也一起讨论过翻译问题,他考虑细微,很有见地,大家不妨也读读他的文章。我觉得原原本本的直译不可取,该省略的地方要省略,该通俗化的地方要通俗化,做到大意不走样就行,翻译主要是要让不懂藏文的读者读懂藏文的原意。藏文翻译有时候很麻烦,比如我在翻译《布顿佛教史》时,采用了现在的章节形式,但一些宗教界人士在翻译的时候仍然采用传统的译法,我生怕自己的这种翻译方法引起他们的非议。《如意宝树史》(《སུམ་པ་ཆོས་འབྱུང་།》)是我和才让教授合译的,再版之后改名为《松巴佛教史》。我还翻译了《佑宁寺志》《七世达赖喇嘛传》《罗热噶巴寺寺志》(《ལོ་རུ་སྒར་པ་དགོན་པའི་ལོ་རྒྱུས།》)和根敦群培的《白史》。《白史》文字不长,我翻译时加大了注释份量。尽管我翻译了几部书,但还是觉得不是很满意,与读者的要求尚有距离。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藏文和汉文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字,在学术翻译过程中肯定存在很大的困难,在您长期的翻译经验中,您认为藏汉互译的最大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什么类型的文本对您来说相对困难?您又是怎样解决这些困难的?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翻译中遇上方言会很头疼,字典上查不到,请教人又有困难,所以藏文一定要保持统一。虽然藏区的方言各有差异,但藏文始终是统一的,这要归功于佛教,因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才保持了藏文的统一。8Sc中国藏族网通

制定藏语共同语是一个长期没得到解决的问题。文艺性的作品倾向于向方言靠近的趋势,这样下去可能会渐渐出现文字的不统一。我觉得看藏文文献比看藏文报纸要轻松得多,因为报纸上的藏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新造词太多,还有就是方言口语不少。报纸上有很多新造词,读着略知其意,但不甚清楚其准确含义,看见汉文释词才会恍然大悟,这样下去会出现很多文字阅读上的困难。8Sc中国藏族网通

对我而言,翻译藏文文献,难点还在于对原文的理解,毕竟我从小学习汉语文,用汉语思维已成定式。其次,佛学文章,特别是因明著作和句子,翻译颇感吃力,主要原因是在读书期间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我以为这对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课程设置等,提出了一些新要求。翻译的前提就是要理解文本本身。翻译中还要看语言环境,根据上下文,理解文意,然后翻译。总之,藏汉两个民族的学者在研究、翻译上会各有所长,也有各自的短处。拿翻译来说,藏族学者对原文理解相对准确透彻,但汉文表达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对汉族学者而言,对文本的理解难度相对较大,但用汉语表达可能会通畅、清楚一些。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论翻译,还是研究,汉藏学者的结合和取长补短,是不能忽视而且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2008年您出版了《汉藏民族关系史》,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本书的呢?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我们应该始终关注的大问题。2003年我到青海省政协工作,本职工作任务相对较轻,我不愿放弃长期从事的研究工作,于是申报国家课题,与同事王心岳先生经过几年的努力,共同完成了《汉藏民族关系史》的撰写。当然,这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话题,30多万字的册子难以尽言,即使写上3本书也写不完。现在回过头看来,我们的这本书尽管获得了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但写作尚欠深入,资料搜集梳理不够,甚至挂一漏万,不足的地方有很多。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但这本书在创新方面更显欠缺。我真心希望你们年轻一代继续作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成就。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从1982年发表《松赞干布生卒年考》至今,您已撰写了多部涉及藏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影响的论著和译著,得到了国内外藏学界的好评,在此请您给我们一些学术方面的指导和建议好吗?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研究点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省委政研室、省政府和发改委等国家机关都设有研究部门,他们强调现实应用研究,注重找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各省都有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有自己的研究特点。青海省委曾为青海社会科学院提出“三为主,三兼顾”的研究方针,即以青海为主,兼顾全国;以现实为主,兼顾历史研究;以应用研究为主,兼顾基础研究。对于摆正理论与应用、历史与现实、全国与地方的关系,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这个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因学科特点不同而各有所侧重,并非完全如此。8Sc中国藏族网通

高校是社科研究的重要阵地,又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高校做到“两为主,两兼顾”似乎更好,即以基础研究为主,兼顾应用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兼顾现实研究。高校是传递知识的学府,如果缺乏基础研究,不以最新理论带动现实研究,就会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学术研究的后劲,难在学术领域有一席之地。当然,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只钻故纸堆,不问窗外事,是不可取的。关键是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学习理论要解决问题。比如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注意联系现实,提出镜鉴。历史上会有各种民族关系和文化结合问题,通过梳理总结,为当今的政策制定提出借鉴,这样兼顾现实进行研究,会更有研究价值。8Sc中国藏族网通

关于学习的建议,就说说我个人的教训吧。咱们边远地区和首都、大城市的学术氛围不一样,你们现在的老师多是接受过新理念、有过规范学术训练、理论功底扎实。相反,回想我们的学习经历,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不足,我们都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充电,弥补这些缺陷的。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研究生们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觉得要搞好研究工作,第一,要打好学术的理论基础,这是任何学科的基本功,一定要掌握理论知识,使学术研究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研究成果才会有一定的深度。第二,要注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一味地重在积累资料,要注意观察、捕捉问题,发现问题后,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第三,研究要有创新,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老一辈学者注意资料积累,知识有厚度,值得提倡。但在创新研究思路方面不及现在的学者,拿我来说就应该很好地向你们学习。第四,重视调查。田野调查,是社会学、民族学等许多学科的基本方法,搞学术研究不能总在书本里打转,一定要去外面多看看、多经历,多读无字书。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实践对学术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五,做学问一定要吃苦。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有吃苦的经历。他们没有休息日、节假日,很少有娱乐活动。一篇好的文章都是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先要思考问题,编写提纲,然后查阅资料,作社会调查,再着手写作、反复修改,很不容易。任何想不吃苦就得好回报的想法,都是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耕耘,就得不到收获。8Sc中国藏族网通

格桑翁姆、罗静萍:现在国内外的不少学者都在找寻新的藏学研究领域。您作为学有所成的藏学家,认为还有哪些比较新颖、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呢?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我觉得还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比如:第一,现在都在研究“一带一路”,这是个现实问题。藏区的唐蕃古道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连接南亚大陆的一条重要路线。历史上唐蕃古道是西藏地方和中原大陆之间政治来往、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被誉为“汉藏友谊的黄金桥”。这条道路通过拉萨,再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等南亚诸国,进而西通中亚,它在沟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方面功不可没。深入研究唐蕃古道的历史作用,如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社会价值、经济效益都不言而喻。现在已有不少人把唐蕃古道作为研究课题,青海也曾专门对此做过调查,也有了一些成果,但仍然有研究的巨大空间。比如历史上三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进中原都走过这条路,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会盟、八思巴从内地回拉萨再到大都也经这条路,相关藏文传记对唐蕃古道的路线都有记载,如果结合新旧唐书等汉文史料,对古道进行研究,搞清路线走向、汉藏地名对照、古今地名变化,以及沟通南亚的历史作用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这是个巨大的工程,需要实地考察调研。我以前看过《三世达赖喇嘛传》,里面有三世达赖喇嘛经过玉树、阿尼玛卿、兴海的路线,试图把藏汉史籍串联起来,对比出汉藏名称,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我希望今后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二,《安多政教史》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藏文专著,里面涉及很多地名,我一直想将这些地名进行汉藏对照,注明古今变化和现在的确切位置,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项目。当然这得要有好的藏文基础,在一定经费的支持下,需深入实地考察。这个项目具有紧迫性,因为知道情况的老人日益减少,田野调查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才行。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三,青海的活佛系统也有继续研究的价值,把各个教派的活佛系统弄清楚,这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需要,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必要工作。青海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布区,全省大大小小的宗教活动场所近千座,以这些场所为基础,形成许多信仰社区,转世活佛系统至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理清各活佛系统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信教群众,加强活佛管理,乃至做好新的灵童认定等,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如果系统地对全国藏传佛教活佛系统开展调查,理清并掌握基本情况和数据,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四,以理论研究为指导,关注民族的发展趋势和变迁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城镇化的大潮下,藏区的牧民家庭开始向周边的城镇乃至省会城市迁移,一些农牧民生活渐渐富裕后,选择在西宁买房,城市的居民结构、文化生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又会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应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新的形势下如何协调好民族关系?如何抓好民族教育?如何保护民族文字的使用?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这一系列问题需要理论与现实结合,深入进行研究。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五,目前还有许多以前没弄清楚的研究空白,比如我们在广惠寺调研时发现有十几幅锦幛,就是写在绸缎上的藏文文告。有些是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和甘丹赤巴写给广惠寺上层的。我曾写过一篇《广惠寺存九世班禅赐给先灵佛的锦幛考释》[28]发表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上。但其他锦幛尚未见有人研究。我以前调研时发现黄南地区有几座寺庙里也有类似锦幛,这些都很有研究的价值。8Sc中国藏族网通

第六,还有我觉得青海南部藏区的历史现在依旧没有讲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近年出版的《青海通史》[29],得到学界的肯定和好评。但由于缺乏青南藏区的基础研究,《青海通史》偏重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历史,依据的主要文献是汉文史料。如果根据藏文的部落史、寺院志和口碑资料等,进一步深入研究果洛、玉树、黄南等地的历史,会有一部更为全面、明晰的青海史。但这个工程量很大,如果容易搞,恐怕前人也已经解决了,比如玉树囊谦千户是哪个朝代的大臣?何以迁到玉树?能真正搞清楚,就是贡献。另外,阅读藏文史书,一定要善加区分历史和传说,做到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真面目。8Sc中国藏族网通

(蒲文成口述 格桑翁姆  罗静萍整理,原载于《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1]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2]蒲文成:《青海佛教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3]蒲文成:《觉囊派通论》[M],青海民族出版社,2003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4]蒲文成、参看加:《藏密溯源》[M],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5]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6]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J],《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7]蒲文成:《从清朝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J],《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8]蒲文成:《试探十八世纪中叶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J],《藏学研究论丛》1988年第1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9]蒲文成:《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J],《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10]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11]土观·却吉尼玛等著,尕藏、蒲文成译注:《佑宁寺志(三种)》[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12]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Z],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13]布顿·仁钦竹著,蒲文成译:《布顿佛教史》[Z],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14]根敦群培著,蒲文成译:《白史》[M],台北:大千出版社,2005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15]王沂暖(1907—1998):吉林九台人,知名藏学家、《格萨尔》学家。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成都西陲文化院《汉藏大辞典》编辑,重庆汉藏教理院讲师,人民银行职员,兰州大学副教授,西北民族学院教授,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甘肃文史馆馆员。著有《王沂暖诗词选》,专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藏译汉《米拉日巴的一生》,编著《西藏短诗选集》《玉树藏族民歌选》等。他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8Sc中国藏族网通

[16]却太尔(阿旺·却太尔,1918—2013):蒙古族 ,青海省湟源县人。上世纪40年代在青海塔尔寺学习。精通藏、蒙古、汉语。编著有藏汉对照的《安多藏语口语》《口语语法》《安多藏语口语词汇》等教材,还牵头编写了《藏汉词典》。1978年出版《藏文古词浅释》一书,1981年发表论文《藏文在历史上的三次厘定》,并将《红楼梦》(前20回)译为藏文。8Sc中国藏族网通

[17]囊(ནང):指活佛私邸。8Sc中国藏族网通

[18]佑宁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是青海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号称“湟水北岸诸寺之母”。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下诏修复,并赐额“佑宁寺”。8Sc中国藏族网通

[19]章嘉活佛:又称章嘉呼图克图,清代掌管内蒙古地区的格鲁派最高转世活佛,其母寺为佑宁寺。第一世章嘉活佛出生于张姓之家,原称张家,后改章嘉。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命第一世章嘉活佛掌管西藏以东的格鲁派。8Sc中国藏族网通

[20]广惠寺:原名郭莽寺,位于西宁大通县东峡乡衙门庄村北侧。创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令其修复,并赐题“广惠寺”。8Sc中国藏族网通

[21]塔尔寺: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西南25公里处的湟中县城鲁沙尔镇,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创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8Sc中国藏族网通

[22]却藏寺: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城北约20公里处,在今南门峡镇政府所在的本朗扎西滩(亦称却藏滩)。属格鲁派寺院,却藏寺由一世却藏南杰班觉(1578—1651)始建于清顺治六年(1649)。清雍正元年因罗卜藏丹津事件被毁,之后重建。8Sc中国藏族网通

[23]第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林乡人。6岁时被认定为第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的转世灵童,迎请至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土观活佛。他在塔尔寺出任第三十五任大法台,并在塔尔寺创建了土观活佛院后,又成为塔尔寺活佛。8Sc中国藏族网通

[24]夏琼寺:位于青海省化隆县查甫乡。始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家乡,为青海藏传佛教最古老的寺院之一。8Sc中国藏族网通

[25]才旦夏茸(1910—1985):全名才旦夏茸·久美柔贝洛珠。藏族,青海省循化县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现代著名藏学家。13岁被认定为青海德扎寺活佛,接受系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上世纪3、40年代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参加辩经和讲经活动,50年代在青海民族学院任教,1980年后,被聘为西北民族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堪仓全传》《喇嘛教等称谓正误辨》《藏族历史年鉴》《藏文文法论》《藏区各教派名称考》等。8Sc中国藏族网通

[26]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藏文)[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27]索甲仁波切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28]蒲文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8Sc中国藏族网通

[29]崔永红:《青海通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Sc中国藏族网通

编辑:拉拉